乍看社署及警方提供有關家暴案件的數字，家暴問題似乎並不嚴重。不少人會說香港是女權當道的城市，比起日本和韓國，女性在社會的地位相對較高，成為家暴受害者的機率自然相對低。然而，數字能反映到現實嗎？
「很肯定的是，官方數字一定是冰山一角。因為制度上的缺失，數字才會看起來如此輕微。」眼前的心理輔導員駱康愉自稱是「制度以外的人」——不屬於任何婦女組織，也不隸屬任何官方機構。不論數字多或少，她也是「有工開」的。她接觸到的受害者面對家暴時多數會「忍」——在大多數案件中，施虐者與受害者都處於較親密的關係，如伴侶或父母子女，不希望把事情鬧大、「法庭見」；另一種是過於驚慌而沒有報警求助的念頭。「香港的家暴個案通常是因虐兒而揭發，很多學校一發覺小朋友有傷痕，會立即啟動機制。學校擔心會上身，所以大多會很緊張，揭揭吓便會揭發家暴。如果只有夫婦（沒有子女），發生家暴是比較難發現的。」
體制內的人推開受害者
駱康愉形容，作為輔導員的自己在家暴問題上是最「可有可無的非相關人士」。來到她處的受害者其實都清楚了解不可能得到任何實質上的支援，例如申請保護令、處理離婚訴訟或是入住中途宿舍，因為輔導員身在體制之外，沒有機構的名銜，也不是手執法令、能裁定施暴者犯罪的執法者，駱康愉可做的只有借出耳朵，聆聽她們說話。
她聽過無數個家暴故事，原因都是大同小異，且「輕微」得讓人感到荒謬：家具擺放得不好、馬桶蓋沒蓋上、錢用了多少⋯⋯「來來去去都是這些，但深層的就很值得『圇』（意指探討丶分析）—出現家暴問題永遠沒有一個共同的『因』，我這個體制以外的角色有時間去看，慢慢去解他們的心結。我頂多在家事法庭為事主做個見證，其他的我都沒能力（做到）。」在她口中，制度以外的人的優點在於，「多點時間、多點空間、少點利益衝突」。
2016年，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梁麗清的著作《親密伴侶暴力的性別思考》出版，書中探討了前線社工對家暴情況的敏感度，並寫道：「仍有不少社工認為『被虐婦女大可以離開丈夫』，前線社工因欠缺性別敏感度，在介入個案時普遍出現『譴責受害者』（victim-blaming）的處理手法，加深對受害人的傷害。」躊躇踱步，輾轉反側，當受害者終於願意踏前一步，渴望有人拯救自己，豈料雙手懸在半空，沒人願意伸手接着，那就會影響受害者求助的決心。鼓起勇氣踏前，最後只換來一記冷巴掌，久而久之，再遇到暴力對待時便不再願意求助。
「除非受害者將事情鬧大點，到最嚴重的階段，便會有人理你。」以要求調遷為例，駱康愉笑說找區議員幫忙更為有效，「不然貿貿然去房屋署，職員是不會理你的，因為資源有限，要到斬死人、出了問題才會願意幫忙。」話語間充滿諷刺。這個城市絕不是「資源有限」，即使經歷去年的反修例事件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政府亦推出了多輪紓困措施，但本年度的財政儲備仍高達11,331億元。「如果你遭家暴想分居，要把事情說得最為嚴重，要鬥慘。因為香港不是福利主義社會，像領取綜援人士會被罵是拿福利，就等於是不好的事。也正因為如此，手執資源的有關當局怕人濫用。但誰都知道，家暴的最有效解決方法是分開住，分開住會減少八成衝突的機會。」
本應協助受害者的體制內人士，卻影響了受害者的求助意願。駱康愉坦言，正正是制度上的缺失，令家暴受害者到忍無可忍的階段才願意求助。她說，曾有個案分享社署社工在幾次會面後便要求夫婦一起會面，「受害人感覺不安全，傷害自己的人在身邊，怎說得出真話呢？」她續說：「他們（社工）不明白的是，家暴未必因為婚姻關係不美滿，可以有種種不同因素。他們不會考慮到施虐者本身或有暴力傾向，間接推動受害者與施虐者和好，但其實不一定要和好。」
施虐者如何改過自新？
社署雖有為施虐者提供不同類型的輔導服務，例如「施虐者輔導計劃」、「反暴力計劃」及「平和關係支援計劃」，協助施虐者改變暴力態度及行為，但三項輔導服務中只得「反暴力計劃」一項為由法院根據《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頒令強制參與，其餘兩項均屬自願參與性質，故即使施虐者最後被控告為「家暴（刑事案件）」，卻不是每一位都會參與輔導。這對於施虐者，甚至是還有機會重回家庭的受害者來說，都存潛在的危機。而從警方提供的數字可見，去年共處理9,174宗有關家庭暴力的案件，但只有4.42%參與社署三種針對施暴者的輔導計劃。
翻看數字，過去三年並沒有施虐者被要求接受強制輔導，計劃的存在如同虛設，更令人震驚的是，根據立法會文件顯示，2016-2017年年度曾出現一宗即使由法院下令施虐者強制參與計劃，但施虐者最後拒絕參與，須交由法院處理。屬自願性質的輔導計劃亦有人中途退出（見下表），是計劃本身出現問題嗎？
計劃內容是否有效輔導，難以判斷，但有一個幾可肯定的事實是，僅有小部份施虐者願意接受輔導。駱康愉當了心理輔導員三年，坦言從未見過施虐者，「坦白說，輔導是站在高地角色，代表正義。你問十個（施虐者），十個都自知他們做的事有問題，但要他們面對自己的guilt（罪）是難的，面對自己是惡魔這個身份對他們是很大的關卡。在會批判他的人面前，他們會築起自我防衛機制。」
對於有組織提倡對家暴施虐者進行強制輔導，社署並沒有直接回應，僅回覆指每個家暴的施虐者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情況，使用暴力的原因、形式、嚴重程度及改變動機等都有很大的分別，故此，需用不同的措施。一方面，透過法院，根據《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發出「禁制騷擾令」，規定答辯人參加由社署提供的「反暴力計劃」；另一方面，透過警方、福利服務單位及其他持份者所設立的個案轉介機制，安排專責社工主動接觸有關的家庭。
讓社會不再避而不談
清官不審家庭事？駱康愉卻說自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她聽過許多荒誕莫名的事：有一次，她聽到有受害者不滿丈夫不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只顧在社交平台上以金錢打賞直播女網紅，「女方用一元都想來想去，男方就大手筆打賞別人，然後推搪說自己工作壓力大。」不開心時，甚至出手打受害人。駱康愉直言，當刻聽到，很為受害人不值，但作為輔導員要「不議論，只同理」，不論誰對誰錯。她深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道理，從丈夫口中聽到的版本大概會截然不同，「如何在夫婦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以同一角度去看，才是該做的事。不少人不敢找輔導，是害怕輔導員會不中立，會論斷誰有問題。」
當受害者前來，駱康愉最想告訴她們的是，「過去的人生有好的、有壞的，好的保留，壞的掉棄。婦女不敢與施虐者終結關係，有很多都是因為在經濟上要依賴對方。那麼未來如何獨立養活自己？子女的教育呢？要確保這些事做好，才能夠close file。」要解開受害者心中的鬱結，不只是處理他們個人的心理問題，不是說幾句話、替他們思考以後的生活，便能讓他們抹去心中的陰影。更重要的是如何讓社會對家暴兩個字「去走不必要的避而不談」，這是整個社會必須學習的功課。
駱康愉說：「社會終究對家暴意識薄弱，不單是家暴，社會對性暴力、虐兒、虐老都有種很敏感、避而不談的態度。特別是近一年，社會政治氣氛令受害人沒勇氣說出自己心中的感受，即使在Facebook發出丁點求救訊息，可能會被其他新聞掩蓋，減低了他們的求助意欲。」
「在受害者眼中，這始終是很負面的事情，你不知道別人對自己會有怎樣的想法，身邊人未必接納等等。而執法人員（的處理手法）也讓受害者覺得：親人間是否要用刑事去告？明明受害者是被至親傷害，所受的心理創傷（大）⋯⋯復原的過程很重要，因為陰影必然會影響到日後生活。」
上文節錄自第21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1日）《清官不審家庭事？ 心理輔導員為家暴把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