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會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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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堅持叫性別公義|困境中的女性照顧者:沉重的負擔

在華人社會的傳統中,女性一直作為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者,女兒、妻子、母親的角色背後都帶著濃厚的需要肩負起照顧家人的責任,即使根據香港政府在2018年的統計中,全香港有接近8成的婦女受過中學上以的教育,然而社會上的性別定型依然深深地影響她們,不單只是有著不對等的際遇與期望,連自己也會內化這種性別定型的價值觀,以使婦女們往往置照顧他人的責任先於照顧自己,把自己的需求放到最後。這種觀念尤其使社經地位較低的婦女,或是在面對困境時,對女性構成更大的心理壓力,2019的新冠病毒更是令這種情況更為雪上加霜。

 

婦女能撐半邊天,但誰來支撐她們:社區老化帶來的照顧重責

如同其他大都會,香港在都市化的過程亦出現本地化遷徙/國內遷徙(Domestic migration / Internal migration) ,即年青一代或勞動力人群會遷到城開經濟發展蓬勃的地方和居住,導致區內剩下空巢或留守老人。香港舊區除了人口老化外,住宅建築或公共設施亦因日久失修而出現老化的問題,港島南區的華富邨是典型的老化屋邨例子,當區內的年輕勞動力紛紛遷離往更方便和更具就業機會的區份居住時,對於原居地父母的照顧會相應減少,照顧的責任更自然落在年邁的妻子,或是缺乏遷徙能力的婦女身上。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賽馬會華富中心在2019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下開展了賽馬會「心‧呼吸」婦女全人健康計劃,單位主管劉淑麗女士指出,女性很多時在外在壓力下會忘記了自己內在的力量,對於身為照顧者的婦女而言,參與放鬆的活動往往會帶有罪疚感。「我們常常在邀請姊妹參加活動時,收到『得閒死都唔得閒病』的回覆。在傳統的性別分工下,照顧的責任往往落在婦女身上,由於女性的生活每天都十分忙碌,加上經濟的壓力,即便是提供放鬆身心的活動,也會缺乏參與的動力。」

 

為了更針對性的了解到這群婦女的需要,亦為了了解都市化對婦女身心健康的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陳凱欣博士在2019至2021年聯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賽馬會華富中心,就華富中心的賽馬會「心‧呼吸」婦女全人健康計劃評估做了一項關於南區婦女身心健康調查,檢視華富邨(舊式區域)在本地化遷徙下邨民的身心健康。調查發現年輕、單身人、高學歷、領取綜緩等群組在情緒自評量表(DASS)都較高分,即在抑鬱、焦慮、壓力這三個負面情緒較其他群組高。相比離婚,分居的婦女可能要兼顧更多的事情壓力比較大,獨身人士在欠缺資源的情況下也有較大的壓力。

 

或許我們都有一個錯覺:壓力過大的婦女可以透過在參與活動的過程,暫時放下問題,輕鬆一下,減少自己的壓力。為了更整全地照顧姊妹的精神健康、華富中心推出過不同類型的身心靈活動,例如森林浴、照顧者咖啡室(Carer Cafe)、禪繞、芳療、刺繡等,中心社工會按照姊妹的精神健康情況去配對合適的活動。劉女士表示,無疑姊妹透過參加活動可以獲得短暫放鬆,避免累積龐大的壓力,但很多時候在活動結束後好她們又要面對問題,壓力又會從新積聚。所以在設計活動時,必須要有針對性別意識的部分,讓她們在固化的性別定型外,得到另一種觀點,讓她們意識到自己長處和能力,面對困難時尋求協助是可行的做法,甚至當照顧家庭的責任超負荷時,可以與家人一同商討對策。同時,也需要考慮如何提升動力姊妹參與活動的動力,除了滲入性別意識的教育外,鼓勵她們暫時抽身於照顧者的角色,騰出時間參加活動外,還可以推廣多元化健康生活管理,使她們有一個平衡的生活模式。另外,透過參與群體活動,建立良好的朋輩關係,可以互相扶持和娛樂,亦鼓勵參加者邀請自己的朋友參加,尋找那些隱藏但有需要的女性。

 

疫情,加劇女性的焦慮與壓力

新冠病毒席捲全球,影響了無數人的生活,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紀錄截至2022年4月11日有超過4億9千700萬人受感染,526萬人死亡,當中沒有呈報或瞞報的數字無從稽考。在香港,截至2022年4月亦有一百多萬人受感染,八千八百多人染疫亡。然而,除了個人生理健康和公共衛生外,疫症還帶來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根據聯合國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2019冠狀病毒令實踐各項目標更具挑戰性。例如,優質教育(目標四),估計在2022年有1億100萬適齡入學兒童會低於最低閲讀能力標準; 性別平等(目標五),童婚女孩的數量估計會更多1000萬,有1.1億女孩被迫參與童婚;減少不平等(目標十),發展中國家平均堅尼系數估計會增加6%,而難民的數量更升了一倍,超過四千人在遷徙路線中失蹤或死亡;和平、正義與健全的司法(目標十六),童工的數目20年內首次增至1.6億,在疫情下中有82個國家能達到國際人權標準。種種數據都顯示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為可持續發展不同範疇中帶來倒退,貧富懸殊、性別不平等、和人權問題變得更嚴重。

 

雖然《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周報》在2020年發佈的研究指出中男性比女性更易患上新冠肺炎,其病情亦更為嚴重,但女性的心理情緒受到較大的影響,負面情緒及焦慮情況更是三倍於男性,這有可能亦是源於社會、文化和家庭對於女性的既定印象。於第三波疫情期間,東華學院護理學院熊淑茹副教授、周湛明教授,伙同香港婦女中心協會主席陳翠琼博士及總幹事廖珮珊女士、中文大學那打素護理學院助理教授林錦祺研究香港婦女在疫情下的心理健康,以混合模式收集417份網上問卷的量性研究,以及透過香港婦女中心協會轉介25位18歲以上可以讀寫或言說廣東話的女性進行質性訪問,了解香港一眾女性在疫症中遇到的實質困難。

 

在受訪的25位女性中,其中21位同時兼顧照顧者的角色和責任,當中8個需要照顧兩個或以上的家庭的成員。研究顯示女性相比男性多花大約2.5倍嘅時間在家庭照顧的工作。在疫情期間,因為在家上學/工作等情況加重了她們的負擔,熊博士歸納了三方面婦女疫情中壓力來源,包括(1)個人、(2)人際關係以及(3)外在因素。

 

「第三波時感覺打仗要打埋來,連生理都有反應,時常胃痛,很擔心染疫,亦擔心感染家人。我要同時照顧老公和智障的女兒,平日去的復康中心關閉後,我連僅餘的me time也失去了。」

 

首先,個人方面是婦女身體健康惡化,她們的情緒和心理在疫情下受到負面影響,對於照顧者的角色感至疲勞。因應疫情,日間中心或託管服務暫停,導致照顧者失去了原本的幫助,減少了自己私人時間(Me time),欠缺一個休息的空間,變成需要長時間照顧家人。

 

「每天在家照顧小朋友,情緒變得愈來愈暴躁,每天都要催促女兒溫習,豈料愈叫和女兒關係愈差。女兒也埋怨每天困在家裡,像是坐牢一樣.」

 

在人際關係方面中,家庭關係是普遍地提及在疫情受到較大的影響,有被訪者提及到自己未能盡孝道的遺憾,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緊張等。疫情之下,對家人關係造成了一定的矛盾,一方面部分市民因在家相處時間增多,磨擦亦增加了,同時間也有部分市民因為封關導致分隔兩地,會有擔心另一半的安危,或外遇的疑慮。

 

「每次上街回來都要洗衣服洗頭,為了避免感染病毒,每天都要把家裡由頭抹到底,連鐵閘也不能放過。女兒在家上網課,我不能外出兼職,還要購買上網的儀器和消毒清潔用品,令經濟更見緊絀。」

 

最後,外在因素,疫情使家居和環境衞生的需求增加,亦造成家庭經濟上損失。有受訪者提及到自己清潔家居的次數在疫情間變得頻密,即使覺得疲勞但為了家人的安全和衞生仍會選擇加緊清潔。除此之外,有10個受訪者表示在疫情中辭職、開工不足甚至被解僱。不少家庭因疫情收入減少,另一邊廂卻因為口罩和消毒酒精的需求增加導致支出上升。

 

焦慮一方面加劇了家庭照顧者的工作量,亦會減低她們的自信心和生活質素,長期付出情緒勞動的婦女更容易在精神上出現情緒過勞或怠倦(burnout)的情況。熊博士所引述的情況雖然是冰山一角,但在香港以至全世界都有其普遍性:在疫情下,不少人外出機會有限,家庭成員被迫困在一起,每個人的私人時間和空間也減少了,換句話說大家都失去一個喘息的空間,對於一班照顧者來說更是百上加斤,亦更容易誘發家暴的情況,2020年的BBC巾幗百名的其中一個關注議題就是家暴受害人,香港也有相似的情況,香港家庭福利會的數字顯示,2020年2月至4月期間,尋求家庭服務協助的數字比平日上升1.5倍,如何向這些婦女提供適切的協助,成為當下政府及社福機構迫在眉睫的難題。

 

文/洪曉嫻 李璥耀